1980年代開始,以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和美國雷根總統為首,大力倡議新自由主義,推動全球化,成為不可逆的主流價值。

新自由主義主張小而美的政府,一切尊崇自由市場;公營企業應全面私有化,把公共服務交由企業經營,才有效率;並強化使用者付費觀念,以免造成浪費和依賴。

社會福利會使企業成本增加,不利競爭,阻礙經濟發展;建立沒有工作就沒有所得(No Work, No Pay)的概念,推行勞動彈性化,修改僵化的勞動法,降低企業成本,提高競力;政府應做好基礎建設,取消障礙法令、降低稅負,以利投資,俾使自由市場發揮最大功能。三十年來,台灣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的發展深受全球化的影響。

全球化打破國家疆域,人與人的交流密切,融合多元文化豐富社會發展,提升創新能力,增強經濟競爭力。開放的全球市場,使競爭更激烈,充斥著多樣化物美價廉的商品,成為歷史上最佳的消費時代,這是市場競爭帶來的效益。

但由於市場競爭激烈,使企業不得不用其極的降低勞動成本,開放低薪外勞或遷廠到低工資的國家,或雇用低薪臨時工、派遣工人,以減少資遣費、退休金、假日工資和獎金福利負擔,降低成本。讓受薪階級處於低薪、不穩定就業或長期失業而為貧窮所困。


政策圖利財團巨富拉大貧富差距

自由市場公平競爭,政策必須鬆綁,政府從管理的角色轉變成服務企業的機構,服膺全球化價值,才能吸引投資,發展經濟。1990年開始我國政府透過立法加速這些政策的推動,在發展經濟大纛下,公然圖利財團巨富,使企業購併國家逐步實現。

具體作為如下:

(一) 藉由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,大量釋出賺錢的公營事業股份如中鋼、中油、電信等,讓財團巨富得以利益均霑,財富遽然倍增。同時,兩次金改將公營銀行賤賣給財團。

例如:台北市政府出售台北銀行時,採固定價格讓收購方出價競標,以最高者得標。卻未訂定換股價格,任由富邦集團採其最有利的轉換股價,造成台北市政府的巨額損失。

第一金控的GDR釋股,透過取消GDR的閉鎖期,直接兌回台灣現股套利,並在適當時機換成普通股,成為大股東,掌控及運用公司資產。

彰銀特別股標售案,不但擁有普通股才有的投票權,發行條件也明訂特別股享有年利率1.8%股息與剩餘財產優先分配權,彰銀特別股在會計帳上屬債權,在公司管理上卻又視為股權,讓台新金佔盡好處。

政府賤賣公營銀行,讓民營銀行以蛇吞象方式,把公營銀行民營化。

(二) 金融控股公司法,加速金融兼併,財富積累。四大集團(國泰、泛新光、中信、富邦)1994年總資產原本只有1兆1460億元,至2005年即累積到10兆177億元。

(三)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、兩稅合一、大幅調降遺贈稅和營利事業所得稅率,使台灣成為全球最低稅負國家。原本資本利得、境外所得就不課稅,已是國際少有的圖利富人稅制;為迎合全球化,再擴大租稅優惠,嚴重敗壞稅制。

兩黨執政時,總統都說「減稅可吸引投資,促進經濟發展,就會增加稅收」。事實証明,1900~2000年我國平均經濟成長率7%,2001~2010年為4.5%,但我國的平均稅負率(稅收總額除於GDP)卻從20%降到12.2%。因為過度且重複減稅,使稅收彈性係數小於1,以致經濟成長稅收並未增加,經濟成長果實全落入財團巨富口袋。

2006年財政部曾公佈,所得最高的前40名富人,17個人繳不到1%的稅,其中8位連一毛錢都不用繳;而所得稅中75%課自薪資所得,OECD國家平均僅為49%。因此以租稅進行財富重分配,拉近貧富差距只達到7%效果,遠不如歐美國家35 ~ 60%的成效,我國稅制敗壞可見一斑。

(四) 稅收不足,稅賦依存度不及50%,政府為了便於舉債,不依國際標準揭露,隱藏債務,並立法鬆綁債限,加速國家債務積累。如依國際標準計算,國債絕非政府所稱的4兆6千億元,而是13兆7千億元,意即不分老少每人平均負債60萬元。

(五) 落實使用者付費。從1993年實施學費自由化以後,公私立大學學費逐年調高,栽培一位子女上大學,得花費勞動者年所得的一半。本學期申請就學貸款者近82萬人,創歷史新高。勞、健保保費同步調高,加重中下階層的負擔。金錢門檻阻礙受教育平等權及發展權,複製階級,難以翻身。

貧富差距擴大已醞釀成最大民怨,政策仍變本加厲傾斜企業財團,加深社會矛盾,不利政治、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。


全球化的本質是金融市場的全球化

社會學家布赫迪厄(Pierre Bourdieu)說:「全球化不是一種均質化,而是少數宰制國家將其影響力擴張到所有國家的金融市場的過程」。尤其是美國,掌握全球利率與匯率的決定權,再以投機資本全球套利。

投機資本為追求高額利潤,設計複雜的衍生性金融商品,手段不斷創新,監管技術被遠拋在後頭,無力管制。經濟虛擬化和投機程度大大加深,加上降低利率鼓勵超前消費或進行投機,終於引發金融風暴,禍延全球。

導致冰島、希臘破產,愛爾蘭、西班牙、葡萄牙深為所困。禍首的美國也一直無法脫困,聯準會遂宣佈實施第二次「量化寬鬆」貨幣政策,加印六千億美元鈔票,買回公債挹注市場,貶低美元匯率,以利出口,增加就業。各國央行被迫加入印鈔比賽,全球通貨膨脹,恐再爆更大的金融風暴。美國困境轉由世界各國承擔,印證全球化是強國金融資本宰制世界的全球化。


銀行競逐消費金融地盤,陷害卡債族

美國為首的跨國金融機構,大發信用卡、現金卡,鼓勵超前借款消費,大賺手續費和高額利息,利潤數倍於傳統貸放,橫掃全球。使本國銀行驅之若騖,紛紛跟進,演變成消費金融地盤的爭奪戰,用發卡量撐高利潤。塑膠貨幣(刷卡)已成消費的重要通貨,逐漸取代傳統貨幣,因可先消費後付款,且只需繳10%最低金額,銀行給予便利信貸,市場加倍放大,銀行利潤也水漲船高。

銀行為了搶佔市場,未經信用審核,當街發卡浮濫受信,銀行自信20%高利率,雖冒風險仍能保有可觀利益。卡債族未能明察手續費和違約金遠比20%利息沉重,若遲延三年債務就會翻倍,成為永遠還不了的債。

卡債者面對威嚇性恐懼式催收,2006年初,卡債者自殺事件頻傳,引起社會關注和討論;促使「消費者債務清理法」加速完成立法,法未周延,加上多數法官心態偏頗,致使更生成功率僅13%;清算免責成功率不及10%。比起日本87~95%成功率,有天壤之別。卡債族失去信心轉為躱避、放棄,加深社會隱憂。

卡債者常因遭受催債而導致失業,或因失業而成為卡債族。因卡債而貧窮,連利息都無法償付,終生為債所困,看不到人生的希望。『每個人都應擁有希望的生活』,這是日本多重債務人協會的主張。我們應向日本學習,提高更生、清算免責成功率至80%以上;優先保障債務人生存權,依其能力償還債務,以六年為限,即可免責,獲得重生,回到社會貢獻所能,這才是具社會正義的國度。


師法瑞典,實踐社會正義

1992年瑞典遭逢金融風暴,政府除宣佈擔保國內114家銀行的所有存款和信貸外,並立即接管大銀行;公佈銀行財務明細,加強透明度,遏止恐慌。因迅速控制危機,使傷害降到最低,一年後銀行均轉虧為盈。瑞典成功經驗,在這次金融危機,獲多數國家借鏡。

社會福利楷模的瑞典,在這次金融危機後的經濟成長率超過歐元區平均的三倍,復甦情況稱冠歐盟二十七國。因為有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,得以建構和諧的社會,奠定了經濟發展的良好基石。瑞典免費的託育和教育政策,使婦女就業率高達七成六,是全球之冠;失業及創業失敗者均有足夠的生活津貼作後盾,讓他們放心嘗試新工作,或願意再冒風險去創業,增進競爭力。可見社會福利制度是經濟發展的助力而非阻力。

蓋洛普調查一百五十五個國家的幸福指數,北歐四國丹麥、瑞典、挪威和芬蘭皆居世界前列。而人均GDP最高的美國,僅排列第十四名,可見擁有社會支持、可發揮個人潛能,才會有幸福感;勿一味強調競爭、追求更高利潤,扭曲了經濟發展目標在於提升人民生活品質與幸福。

北歐四國實踐社會福利可與經濟成長「良性循環」,這樣的模式,戳破新自由主義的謬論,也讓社會正義得以伸張。



主講人:簡錫堦 / 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 執行長
http://tw.myblog.yahoo.com/debtors-assciation/article?mid=954&prev=955&next=950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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