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我們同債一起

卡債問題引發的社會風暴，金管會、法務部、中央銀行甚至連司法院最近都動了起來。對照幾年來民間團體一再疾呼循環利息過高、不當催收，以及銀行巧取利益等問題，我們的政府單位，還真是慢郎中。 

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，報紙曾報導台北地院針對信用卡訴訟案件，認為違約金過高不合理，因此減為象徵性的一元，並在判決中指明金管會銀行局「怠忽法律所課予的職責」，應由立法院、監察院基於權力分立制衡的法理，依法處理。如今，這上百個案件判決後，已將近兩年了，不知銀行局做了什麼？

再回到八十八年以前，以當時的花旗銀行為例，它除了收取年息百分之二十的循環利息外，還按月收取百分之三的違約金，也就是向持卡人收取了年息百分之五十六的延滯息，亦即收取違約金成了該行的主要業務收入（該行在八十七年收了十幾億元的違約金）。對此，銀行局並未有何積極作為。最後，在台北地院依重利罪將該行負責人移送後，才讓花旗銀行修改成目前約年息百分之二左右的違約金。

筆者一再指陳這些歷史，無非要點明：身為主管機關，銀行局一向是站在金融業者這邊。

兩年前法院在判決指責銀行局未盡責時，銀行局局長曾拜會司法院，說明法院並不瞭解金融實務。這次，如果不是因為民意沸騰，因為行政院長官「震怒」，即便卡債問題風波不斷，政策還是文風不動。這告訴我們，卡債風波背後，我國有更深層的政經體制結構上問題。

怎麼說呢？銀行局作為金融機構的主管機關，服務金融業者及為其說話，理所當然。不過，健全金融秩序，似乎更應該是金管會的主要職責。銀行局以契約自由為由，主張政府不應介入循環利息問題，固然有其依據；但是，如果銀行未善盡告知義務且浮濫發卡於前，發卡後再不當委外催收造成卡奴自殺問題叢生於後，政府對此資訊不對稱與行為具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場失靈現象，當然有介入管制的空間。 

作為民主法治的憲政主義國家，政府當然必須遵守契約自由的基本原則。而契約自由既源於個人主義，則每個人自應就自己的行為完全負責，不應「債延」父母或子孫。然而，目前我國有提供這樣配套機制完善的消費金融環境嗎？

今日，銀行所以有恃無恐的浮濫發卡，正因為我國的自然人破產制度，近乎嚴苛；兼以國人多缺乏個人主義觀念，尤其為人父母者，通常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留下債信不良的紀錄。

如此除了助長浮濫發卡外，更提供銀行或其委託單位從事不當催收行為的誘因。反正卡奴不可能被宣告破產，只要騷擾卡奴及其家人，除非自殺，就可以收回絕大部分的債權。

行政部門可曾對此問題深刻檢討政策，筆者看不出來。公平交易委員會固曾針對廣告不實業者開罰，而行政院消保會也曾希望修改信用卡定型化契約，卻因為業者的聲音很大，以致遲遲未能過關。而實際負責擬定與執行政策的，卻往往站在業者這邊。銀行公會的意見，往往就是銀行局的政策主張。

大家可曾注意許多擬定及執行金融政策的政府官員，卸任後的出處為何？他們是否因為卸任後的出路也是在金融機構服務，以致在政策擬定上偏向金融業者，筆者不敢妄加揣測。

不過，在公務員旋轉門條款已鬆綁的今日，是否有這樣的現象及發展，值得大家關注。

以往，人權法治觀念不彰，許多限制人民營業權的金融政策，往往以一紙行政命令推行，主管機關因此掌握生殺大權，誰聽話配合政策，下次就有糖吃（特許權）。這樣的政經體制，是否因為政黨輪替了，而有所轉變，筆者也不敢妄下定論，只是常看到缺乏法律授權的財經法規，一再地被修定或制定，也還常看到金控公司要合併與否，會希望長官關愛的眼神，因此頻頻進出府院。

這些現象顯示，大家在思考卡債風波的因應對策時，必須考量背後的政經體制因素。


作者：林孟皇（台北地方法院法官）2006.03.16 中國時報